革命先烈王右木，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、科技救国，直到最后投身于社会革命，用实际行动给我们树立了榜样，用生命给我们谱写了一曲赞歌，尤其他那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共产党人。客观地讲，王右木精神，既是我执念创作长篇历史小说《王右木传》的初衷，更是成都坚决贯彻中央、省委决策部署、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公园城市示范区的精神动力。在创作时，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王右木先烈的革命情怀、革命斗志、革命精神，并深深地感染着激励着鞭策着我奋进不止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习王右木先烈信仰坚定、理论先行、精业成事、俭朴立身的可贵品质，进而坚定人生信念，始终做到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、开拓奋进、攻坚克难，积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。

王右木先烈的光辉事迹诠释了“信仰是人生的灯塔”这一重要命题，为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注入了精神养分。说到王右木信仰的成型，其历经了曲折的过程，但信仰在他脑海一旦形成，便如航行在大海里的船有了指路的航灯。王右木1918年秋从明治大学毕业遂踏上回归祖国的航轮，专程拜访《新青年》杂志主编陈独秀，并希望参加上海的爱国运动，但陈独秀劝其回成都。王初龄知弟闹革命后，生怕受牵连被杀头，劝阻王右木“迷途知返”未果。于是，断绝亲情的王右木带着250块银元携妻儿来到四川新文化运动中心——成都；杨森发现王右木在群众、学生、工人中有威望，便想纳入麾下，协助自己实现人生理想，遂安排副官抬着一大箱银元，给王右木送去军部督办署高等顾问委任状。但是，王右木深知他的信仰与杨森水火不容，断然拒绝了杨森高官厚禄的收买。

王右木先烈的革命行为展示了“理论是行动的先导”这一重要观点，给前赴后继的共产党人留下了宝贵财富。王右木未系统接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前，革命意识是模糊的游离的。起初，看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整个大清帝国摇摇欲坠，便想实业救国。可是，在深入了解社会后发现，实业救国无济于事，继而产生了教育救国思想，便立志当个好老师，用知识教育国民、拯救民族。但是，慢慢地，他发现教育也不能解决国势衰微的局面，因腐败的大清政府早已失信于民；王右木从日本留学生处了解到，日本过去很落后，经明治维新大兴科技后逐步迈入世界强国之林，由此产生科技救国思想并赴日本学习。其间，认识了李大钊、陈独秀、郭沫若等人士，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，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走向富强必须进行社会革命，共产主义理想由此扎根心中。自此，王右木为潜心研读各派社会主义经典著作，以期从中找到中华民族未来方向，他转到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法治经济科，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、恩格斯的基本观点与主张。王右木到成都，正是成都青年革命实践需要理论指导之时，尤其成都不仅有全省最高军政机关，而且还有10个专门学校、20多个旧制中等学校，无数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渴望着新文化新思想。此时，王右木感到了肩上的责任重大，明白了陈独秀所说的四川也有用武之地，他先是利用三尺讲台，巧妙地传播着马克思主义，读书会建立后，他便组织进步青年到皇城庙、浣花溪、武侯祠等地集中学习。此外，王右木省吃俭用创办了《新四川旬刊》，以此积极宣传革命思想，揭露反动统治罪行，鼓舞民众士气，进一步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引向深入。王右木学习、宣传革命理论，其目的在于用理论指导实践。他针对成都工人运动状况，坚持对症施治，开展罢工运动，沉重打击了资本家剥削压榨劳工的根基，尤其在争取教育费的斗争中遭到反动政府镇压通缉，但他丝毫没有退缩，一如既往地坚持斗争。

王右木先烈的俭朴作风弘扬了“俭朴是立身的根本”这一重要思想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底色。革命先烈的俭朴生活，是我们时代的丰碑，更是共产党人的衣钵，因为它能够为我们蓄积充盈的成事能量。王右木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，头上戴的是旧得发黄的草帽，身上穿的是一件不合身的夏布长衫，手里提的是一口小竹箱子和一个大网篮，样子没有教授的身份，完全像个小商贩。尤其王右木到达上海后，夏天的汗渍将夏布长衫染得略带黑黄的颜色，身上散发着一阵阵汗腥臭味，林如稷主动提出给王右木买几件新衣服，却被委婉谢绝，然后晚上洗好晒干第二天又穿着去拜见领导，其俭朴的作风简直令人心酸。王右木虽然从小喜欢锻炼，身体素质不错，但因创办《人声报》经济每况愈下，导致营养跟不上，加之从汉口到上海的长江轮船统舱中饱受暑热之苦，到上海时出现头晕、双眼红肿和高烧不退。后来，两只脚又由浮肿发展到溃烂并流出黄水来。林如稷了解到清炖鳖鱼汤可治疗脚气病，便请胡懋昭先生家人给王右木弄过几次清炖鳖鱼汤。王右木感觉有点贵，便叫林如稷不要再做了。林如稷没有告诉王右木实话，说不贵，其实当时做清炖鳖鱼汤需要两块钱之多。一日，王右木外出回来晚点，在附近餐馆随便吃了点饭，不巧从厨子处了解到清炖鳖鱼汤价格，回来就严厉地批评了林如稷：“如稷，这钱啊，一定要用在刀刃上，用在急需用的地方。这两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，或许你是当惯了少爷，对这点钱满不在乎，可对穷人来说，却够他们吃半月一月的啦！”

王右木先烈的牺牲精神揭示了“精业是成事的法宝”这一重要论断，用行动为共产党人高高树起了行动标杆。王右木利用《人声》报无情批判“安娜其那主义”，驳斥胡适“少谈主义，多谈问题”谬论，尤其揭露了防区制不仅压迫且残酷剥削人民的本质，导致反动军阀怨恨在心。1922年4月驻防江油的军阀使江油父老乡亲怨声载道，王右木遂在《人声》报“地方通讯栏目”揭露了军阀刘膏腴与江油县知事大肆搜刮民财的罪恶。刘膏腴恼羞成怒，便将二哥王荣昌抓起来严刑拷打，导致王荣昌当堂毙命。接着，又逮捕了王右木大哥王初龄，同样进行严刑拷打。王初龄见反动军阀狼子野心，遂给王右木写信营救。后在各方努力下，方才幸免于难。虽兄长一死一伤，但并没吓倒王右木，反倒激发其斗志，更加强化了为革命在所不惜的牺牲精神。随着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人心，加之民权运动蓬勃发展，四川建党的条件基本成熟，特别是王右木被破格确定为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，并借机于1923年5月向党中央写信提出建立四川党的组织的请求，同时参加完广州会议后还拜访了党中央负责人，郑重地向陈独秀、李大钊等同志汇报了四川革命斗争情况，再次向组织提出了建立四川党的组织的请求。为了心中理想，急性子的王右木见中央没有及时答复，他专程到上海拜访恽代英，寄希望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促成四川早日建立党组织。党中央随后批准四川成立独立小组，直属中共中央领导，同时委派王右木在四川建党并担任书记。在国共合作时，他也是率先垂范，利用国民党宣传科副科长身份作掩护，冒着生命危险将国民党核心机密传给党中央。王右木为了共产主义理想，不仅努力工作，而且把生命献给了党。他于1924年中秋节从广州回川途经贵州时，不幸被当地军阀秘密杀害。

王右木先烈的革命精神，是时代的火种，只要轻轻地一吹，它便能星火燎原。王右木先烈的革命精神，是时代的血液，只要慢慢地流淌，就能形成强大的力量，因为它不仅能舒经活络，而且还能给人以希望。试想，一个民族，没有坚定的信仰，没有理论的指引，没有精业的精神，没有俭朴的作风，再强大也难以弥坚，再伟岸也难以绵长，再富足也难以永恒。